[26]参见《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浙江实践》，载《浙江日报》2017年7月21日，第9版。
由各个不同的行政机关制定的实体法不属于行政法的对象，只有当它们可以用来阐明程序法和救济时才是例外。第六章行政复议程序 本章以《行政复议法》作为纳入编纂的基本法律文件，以国务院行政法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复议规则作为补充。
《规划》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健全规范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除《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外，本章编纂还应参考和借鉴各地省市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地方性法规中有关规章制定程序的规定。而实质法治不仅要求国家治理严格守法、依法，而且要求所守所依之法是良法，如确立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的行政程序法。即通过严厉惩罚，使公权力执掌者、行使者不敢腐。第三章行政规划程序 本章以《城乡规划法》作为纳入编纂的基本法律文件，以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规划的规则作为补充。
但是法治反腐、程序反腐相较于教化反腐、惩治反腐和激励反腐，更有治本的作用。因此，在行政程序法典中纳入那些兼具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则是完全可行且必要的，在行政程序法典中纳入这些规则并不会改变法典的程序法性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大体上，基层法院一般要受理50万件左右的一审案件。同时，就技术层面而言，在政府内部已设有行政复议机构和监察机构的情况下，再设类似机构会造成职能上的不必要重合。每个州设置一个高等行政法院，既受理一审案件，也受理二审案件。(四)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减少信访现象、维护社会稳定要求行政诉讼管辖权范围与行政区划相脱离 没有纠纷，社会就会呆滞，就会灭亡。
州高等行政法院(或者行政法院)。高级行政法院的院长及审判人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经费及物质保障由中央财政负责。
目前全国一审行政案件大约在12万件左右，通常认为如果依法正常受理，还有大约3-4倍案件的增长。我国地域辽阔，如果所有行政案件上提一级，不仅会给当事人参加诉讼带来不便，也会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即最高人民法院仍保留行政审判庭，适当增加审判力量。③刘育喆：法国行政法院宪法地位的确立——兼评法国宪法委员会第119号(119DC)和第224号(224DC)两个决定，载《法学家》2004年第1期。
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行政法院名义上属于行政系统。随着我国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应当不会过多增加人民群众的诉讼成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非诉讼案件却呈现井喷态势。(二)构建良性的央地关系、强化对基层行政机关的监督、确保中央政令畅通要求行政诉讼管辖权范围与行政区划相脱离 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决策部署的统一实施，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
这些管辖改革措施是围绕行政管理区与司法管辖区适度分离的思路开展的，客观地讲，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试行初期都取得了一些成效。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最高法院之下设置行政法院。
过去10年，行政案件数量仅增长不过20％。从《行政诉讼法》施行至今(1990-2012年)的23年中，全国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 912 854件，年均一审收案83 168件。
但总体来看，各地普遍反映的情况是，采取上提一级管辖已经经过司法实践反复证明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国《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第二方案：设立两级行政法院。行政审判告状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调研发现，其中最主要的在于人民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地方，缺少有效抵御地方党政机关干扰的免疫力。【内容提要】《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根据《宪法》第124条的规定，国家可以设立专门人民法院。
鉴于中国司法制度的历史与现状，整体脱离恐不现实，设立与行政区划相脱离的专门行政法院是最好的选择。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要求加快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改革。
原告胜诉率低而作为掌管司法机关人财物的行政机关胜诉率逐年上升的态势，直接引发公众对行政审判司法公正的质疑。实践中发现，这些改革探索的成效和问题如下： 1.交叉管辖。
以台州中院为例，该院试行异地管辖初期，行政机关败诉率曾经达到50％，排除干扰效果十分明显，但由于行政机关天然的隶属关系等原因，时间一长，新的干预、拐弯说情又会出现，行政机关败诉率回潮至6％，甚至远远低于全省行政案件平均败诉率的水平。可以从制度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保障中央政令畅通。
原告胜诉率已从早期的30％左右降到目前的不足10％。2012年，全国法院以裁定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等程序方式结案的数量，占到一审行政案件结案总数的7.7％，是民商事案件的7倍以上。但大部分当事人反映，只要能得到公正，他们宁愿多跑路。在部分地区，几乎所有一审案件都引起上诉，所有二审案件都引起申诉，行政案件的质量距离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非常遥远。
《行政诉讼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一审行政案件，目的在于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便于人民法院收集证据和核查事实，也便于人民法院准确审查本地规范性文件和行政行为合法性。可以说，人民法院不能或者不敢依法裁判行政案件，不但导致法院矛盾化解者、纠纷裁决者身份逐步丧失，最终损害宪法、法律的权威，损害党和国家的权威。
四、在我国设立行政法院的可行性 如前所述，行政诉讼管辖权范围与行政区划相脱离，对于行政审判而言极为必要。五、我国设立专门行政法院的模式选择 从世界范围来看，设立行政法院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司法系统内独立行政法院模式(又称为德国模式)。
我国《宪法》确立的司法制度为一元模式，审判权完全归属于司法机关，必须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立专门人民法院。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行政纠纷日益复杂、社会矛盾较为突出，行政审判在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贯彻实施、化解官民矛盾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尚未得到切实和充分的发挥。
目前，最高行政法院国际协会已拥有70多个会员国和30多个观察员国。较小的州(例如汉堡、不来梅、柏林等)只设一个初等行政法院，一些较大的州(如巴威略等州)设立了6—7个初等行政法院。这会直接造成部分当事人距行政法院办公地较远，不方便诉讼的问题。这个案件负担是可以承受的。
初等行政法院设在各州，数量因州的大小而异。其必要性可以概括为：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由于地方法院赖以运转的人、财、物完全受制于地方政府，行政机关为避免败诉，往往利用人事任免、物资分配等手段对法院、法官施加压力，不让受理案件，受理后也不能判决政府部门败诉。这些国内外的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为我国设立专门行政法院提供了良好借鉴。
第三，上提一级仍然面临作为人大代表团的区县地方政府以赞成票方式的制约。2012年浙江省行政案件数量占全部案件不到0.62％，但行政申诉案件占到所有申诉案件的12％。
